宋庆龄在西安事变 宋1933年就是共chan党员

宋庆龄在西安事变 宋1933年就是共chandang员

关于史沫特莱的身份问题，宋庆龄对宋子文当然只能说，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chandang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 1933年5月之前，宋庆龄就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地下dang员了，她当然知道史沫特莱的真正身份。

2007年，中gongdang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l-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尘封70年的密函

这是一封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致王明同志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chandang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chandang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chandang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dang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gong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 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找到宋庆龄与中国共chandang、中gon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的真实关系的一些线索。

周、宋谈判时，可能说起“资金”一事

信中提及了毛泽东来信要求宋庆龄“帮助提供资金”一事。但是，根据现在披露的资料，我们还暂时无法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写给宋庆龄信，是通过潘汉年面交宋庆龄本人的。信中高度赞扬了宋庆龄“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还请求宋“利用国民dang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促成抗日的统一阵线；并请宋庆龄介绍“国民dang中枢人员”与潘汉年面谈。此信从头到尾没有提及“帮助提供资金”的问题，是否另有附信，抑或是毛泽东让潘汉年口头转达，暂时无从查考。但宋庆龄通过潘汉年转寄了共产国际给中gong中央的5万美元是确有其事的。这一点我们从信中宋子文转述的周恩来的话中，也可得到证实。

关于宋子文转述周恩来讲的一些关于宋庆龄的话，目前在公开出版物中均未提及。如果确有其事，应该是在12月24日。根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记载，这天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达成了诸多协议。在下午周恩来同宋子文谈判时，宋表示中gong要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dang的会议，改组国民dang，开放政权。还说，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并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关于宋庆龄转寄5万美元，可做红军与宋子文、宋美龄的联系人的话有可能是在上述语境下说出来的。当然还有待于其他资料的印证。

史沫特莱通过电台公布蒋允诺条件

对于蒋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间承诺的条件，主要是指周恩来同蒋介石单独进行谈判时达成的相关内容。

1936年12月27日，西安《解放日报》报道：25日下午4时，蒋介石临行前，在西安机场向杨虎城表示了具体意见：一、明令中央入(潼)关之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 “余”(蒋自称)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爱国领袖，并立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12月26日，蒋介石又在洛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糊，曲曲折折。